快讯：德国哲学家：学会把自己看作是命运共同体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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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门大黄蜂( axelhonneth )。 担任德国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旗性人物、西方现代承认理论的第一代表。 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 目前在德国和美国教书。

巴拓识( davidbartosch )。 德国文化哲学学会会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聘专家。 代表作:《无知博学和良知库萨的尼古拉和王阳明哲学研究》。

薛晓源 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快速发展战术研究中心教授。 代表作:《飞动之美对中国文化动势美的理解与说明》。

1月13日，在日本大阪，人们戴着口罩移动。 新华社发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1 .没有国家能在瘟疫面前独自安身

薛晓源:很高兴见到尊敬的霍耐特和巴拓识，来到光明国际论坛。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感染病例近1亿，死亡人数近200万，仅美国感染病例就超过2000万。 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势头凶猛、深远的全球疫情？

霍耐特:现在要圆满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 确实，这场大流行病的首要结果之一是让人感到人类不仅在世界范围内紧密相连，还有许多不同。 另一方面，我们很快意识到，由于世界范围的流动性，我们已经建立了世界共同体，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疫情面前独自自卫。 另一方面，很快发现各国的危机应对措施因政治状况和相应的卫生系统而有很大差异。 可以说是对全球化中存在的差别化的初次体验。 令人惊讶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活动和日常工作的优先顺序排列正在迅速重新判断。 突然之间，医疗、护理常常被单纯创造经济价值的行为所掩盖，似乎比工业和服务业更有价值。 在德国，首次公开讨论了什么样的决策工作具有系统的重要性，但很遗憾，这个问题提出得很晚。 成千上万的护士和老年护理人员每天从事报酬低、几乎不被认可的工作，不太受关注，但至少现在突然暂时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我想关注对员工和职业秩序的重新判断是否会被保存下来并带来更持久的影响。 疫情还集体重新思考了友谊和家庭关系的价值。

巴拓识:从霍耐特先生的承认理论角度看，新型疫情在全球的流行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实际上处于不可分割的全球化统一体中，但各国的历史、人文、政治和经济等不可避免的差异使全球一体化内部呈现出多样化。 基于对这种全球化的辩证理解，霍耐特认为医疗领域在社会上获得的尊重和认同度明显高于工业和其他服务领域。 这种批评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霍耐特先生的社会哲学主张，实现社会成员的幸福是至高无上的善，其中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是先决条件，法律、道德和社会工作者的承认也很重要。

薛晓源:霍耐特，你是一位认同理论的集大成者，许多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成为中文世界进行当今哲学思考和现实展望的参照。 我们从认同理论的原点出发，能否问一下在全球流行新型冠状肺炎的今天，我们应该优先认同什么？

霍耐特:从乐观的角度看，这种传染病引起了社会工作人员对审批关系的重新审视，从以往片面赞扬单一的所谓生产性活动来看，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健康的医疗领域。 如果转移这种乐观的期待，也希望大家看到国家之间的承认关系发生了变化。 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着相互信任和不信任，如果这场疫情危机向好的方向迅速发展，各国将学会把自己视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员，今后将越来越强调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 但是，现在只有充满希望的信心，我相信这种社会和国际承认关系的转变才会真正由疫情引起。

巴拓识:成为完美的人类，构建持久世界和平的理想，促使我们努力实现更美好的未来。 21世纪，必须彻底重新审视如何实现人类普遍承认。 霍耐特呼吁各国加强合作而不是竞争，把爱、友谊、团结作为人类最高的道德标准和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建立一个可持续快速发展的幸福社会。 这与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非常一致。

2 .保护个人生命优先于满足个人自由

薛晓源: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形势下，自由和生命对个人、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甚至对世界，孰轻孰重，谁先谁后？ 在生命攸关的严峻局面下，是必须要深入思考、选择的大事。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霍耐特: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目前非常核心的问题。 我有可靠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这可能会让人吃惊。 特别是那些认为我是自由理论家的人，我会感到惊讶。 无论自由在国家法律中如何规定，我们都不会伤害身体，而是尽量在个人拥有健康身体的基础上行使和享受我们的自由。 我认为这是保护个人生命优先于满足个人自由。 当然，这一优先并不意味着国家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可以随意限制人的基本自由，任何限制都有必要公开说明其正当性。 一般来说，必须向所有公民确定保护生命的措施和必须限制特定法律保障自由的理由，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加以证明。 因此，保护生命的优先选择和我们公开并普遍理解法律保障的限制自由的所有措施是相关的。

薛晓源:你在《不确定性之痛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现实化》中，例如在友情和爱情中，有这样的自由。 在这里，人不是单方面局限于自己之中，而是在和别人的关系中乐于限制自己，在这样的作为自己的限制中认识自己。 我认为你的思想有两层意思。 是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自由和限制的关系。 能详细解读一下吗？

霍耐特:是的，你说得对。 这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思想步骤。 首先，必须认识到自由总是意味着遵守一定的规范。 否则，我们只能由因果冲动和力量支配，这是卢梭的伟大见解，康德随后进一步加工了这一见解，得出了我们只有遵循道德法则，或者实践理性自我限制自己行为，才是真正的自由。 而且黑格尔在此基础上认为，这个道德法则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行动意图而得到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同意。 于是，当我们处于与他人相互认同的关系中时，我们就产生了自由的理念。 这意味着要遵循双方认为彼此正确的规范。 在此，自由意味着限制自己的意图，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相互遵循共同确认的正确规范，平等自由的存在。

巴拓识:中国哲学家王阳明已经提出良知的思想，比较这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共同的责任和承认的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有些人混淆了自由和自私的利益，有些国家把不戴口罩等同于自由。 当然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不戴口罩不仅让自己有危险，也让别人有危险。 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个身体只有在法律上、道德上、责任心上都承认别人是平等的主体时，自己才是自由的。 如果有人拒绝戴口罩，他会剥夺别人的生命自由，也失去自己的自由。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如果社会和国家的结构由于传染病而崩溃，那么任何人的自由都没有什么可以保证的。 所以，通过戴上口罩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病毒侵害，我们实际上保护了自己和他人的自由，保护了我们所处的社会，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 当然，如霍耐特所说，在实施与流行病相关的行为限制措施时，应该向公众明示相应的理由。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严峻问题，不同国家的人们必须探讨和反思如何为地球上所有身体的好处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如何让更多的人成为负责任的主体。 这不仅有助于消灭疫情，也将大大有助于应对其他全球性问题。

3 .团结合作的社会自由是个人自由的最高形式

薛晓源:我们还观察到了你区分了自由的三种形式。 消极自由、选择自由、交往自由。 你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分别被称为法定自由、道德自由和社会自由。 能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区分自由格式吗？ 它们的内涵和边界是什么？ 为什么要重命名？ 你的理论构建对饱受瘟疫折磨的人们有什么样的解释力和现实性？

霍耐特:我想尽量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将约定俗成的所谓消极自由翻译成法律自由时，遵循了黑格尔的思想。 他认为，这种形式自由的特殊性在于，我们被允许从事法律规定的不侵犯其他所有人自由的案件，意味着我们不考虑社会关系，而是被允许从事所有法律范围内被许可的案件，我们完全置身于设定的个人主体之中。 道德自由提高了对他人的考虑度。 它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这些行为从孤立的思维中得到的大体，也就是为所有人服务，促进普遍利益。 这包括了其他所有主体在实现个人自由过程中的优点和兴趣，但这些其他主体仍然是完全抽象的实体，不具备社会现实性。 这是因为我没有具体要求。 社会自由是个人自由的最高形式，优于你所说的交往自由。 它大体上并不意味着与他人交往的自由，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我的目标与他人的具体目标联系起来，让我们在合作中共同实现这些目标，也许就是最好的例子。 此外，人们有时会积极合作。 这种形式的自由在法律上不能以适当的方式表现。 因为依赖于对体制关系的让步。 我们只有和别人有互补的目标，才能像友谊一样，像所有的政治运动和公共民主决定一样，实现我们的目标。

巴拓识:霍耐特先生这是从黑格尔法哲学制定的理论要素出发的。 黑格尔认为，个人自由有两种基本形式:自愿承认他人作为与我平等的法律个体的法律地位，以及自愿承认他人作为与我平等的道德行为主体的地位。 根据法律要求，在新冠引发肺炎疫情期间戴口罩，不能损害对方的健康，因此承认了他人对健康的权利。 即使没有法律，在有感染风险的情况下自愿戴口罩时，我也行使了道德自由。

霍耐特先生提出的社会自由体现在行动上。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为了他人的利益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 这种社会自由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体现在人们在健康问题上与残疾人、老年人团结一致，也体现在所有人相互之间的责任感上。 我们在友谊和爱中承认他人，通过体验家庭的爱和关怀对他人负责。 由此产生的人与人的团结是使整个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因素。 黑格尔把社会片面地曲解成了纯粹的竞争社会。 霍耐特先生对社会自由的想法更进一步。 将黑格尔的希望局限在朋友和家人之间的社会品质上，扩大到整个社会空间。 这里，不得不说这种社会自由的思想与王阳明的理念有共同点。 而且，不仅在一个国家的所有社会层面，而且在不同国家政府的合作中，实践这种社会自由，才能实现世界范围内美好人类共同的未来理念。

4 .请不要物化或忘记瘟疫带来的所有痛苦

薛晓源:我们在“物化承认理论探析”中解读为:你的承认理论的深层，先于认知，包括承认自然、承认未知的自我、承认遗忘。 你能运用这样的思想认知来认识、解体、探索瘟疫的起源和蔓延吗？ 如何认识疫情是合理的客观态度？

大黄蜂:物化这个概念是我参考别人提出的，但我做了一些改变。 物化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当然不普遍，但社会影响非常强烈。 那是人的行为，是别人甚至自己都感知不到的真正的人性的东西这里的人性的东西，是指感到痛苦的能力和受到伤害的主观核心，最后把别人和自己看成一个东西，可以被任意操作，作为精神上消失的对象来看待。 在我的印象中，这种物化行为一般是因为人们要重复一个处于时间的行为，忘记他人、自己以及最敏感的生命的主观核心。 我认为物化是被迫承认的遗忘，我们对待他人和对待我们自身的正常态度应该是承认人共同拥有的脆弱性和敏感性。 这可以恰当地解释纳粹集中营用几乎是工业手段杀害无辜儿童等完全违背正常人际关系的极端情况。

巴拓识:也许能弥补一些事情。 被承认的遗忘并不总是由枯燥和重复的行为引起的。 那个可能会安静下来。 因为人们没有直接感受到别人所遭受的痛苦。 在当今社会，无论是在有疫情的国家，还是在其他饱受战争折磨的地方，人都绝不应该被物化，而是被视为统计数据的冰冷数字。 千百万个人和家庭，他们所受的痛苦决不会被物化而消失在数字背后，也不应被遗忘。 哪个宣传群体免疫的国家，他们这样公开物化着什么样的老年人和病弱者的市民，真是令人惊讶。 因此，在成功控制疫情后，我们必须观察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痛苦，以免被物化或遗忘。

薛晓源:在后疫情时代，应该如何构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国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自信、自尊心、自豪感的关系？

霍耐特:一开始，我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目前危机可能带来的最幸运的情况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深深依赖于许多承认关系。 因为，由于专注于繁忙的生活和经济生产，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些关系。 首先，面对身体的痛苦、疾病的威胁以及即将到来的死亡，我们认识到友谊和家人的亲密关系是我们的避难所。 因此，我们可以在不被暴露和轻视的保护中表达我们的恐惧，也可以得到充满爱的支持和安慰。 只有这样，在友谊和家庭隐私下，我们才能在孤独中独自面对死亡，面对自己生命的脆弱。 只要我们是公民社会的成员，我们就会平等相互尊重，为了更公平的关系而共同奋斗。 这给了我们勇气和希望，让我们在目前的危机中通过团结的力量可以稍加改变。 例如，国家将促使各国更加坚定地承诺建立尽可能免费、设备齐全的医疗体系。 在最佳情况下，这一大流行病还将使我们认识到，为了应对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我们必须依赖所有国家的合作。 每个人都已经潜在地通过无形的承认关系与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人联系在一起。 正如我们曾经强调的那样，我们今天属于这个伟大的人类大家庭。 因为我们不分地位和等级，都受到同样的全球灾害的威胁。 但是，如果问我这次危机是否会立即导致意识的变化，我们是否会突然看清自己对这些承认关系的依赖，我还不乐观。

5 .承认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薛晓源:霍耐特先生，我建议社会承认关系的质量应该构成社会正义构想的立足点。 我认为黑格尔的正义理论与疾病治疗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这个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社会批判的功能。 当今国际社会，在这个疾病丛生的时代，如何从承认理论中实现社会正义？

霍耐特:至今，人们仍然普遍认为正义包括尽可能公平、平等地分配一些基本商品。 我对这个想法有误解。 因为不公正一般不是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对自由的侵犯和对公正和要求的尊重的忽视造成的。 当我们从这种关联性的意义上理解正义，重点关注主体之间的关系时，正义首先要建立社会条件，使女性、男性、有无宗教信仰、黑人、白人都能够自主塑造自己的生活，在不同的社会行业得到平等尊重，并相应地平等参与这些行业的建设 社会形势、历史情况、文化条件的不同，使个人摆脱强制、依赖、歧视，使他们平等参与生活空间建设所需的措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不能从哲学的顶点明确正义追求的是什么。 相反，哲学必须让自己成为任何具体的不平等待遇和被忽视的人们的代理人和代言人，通过概念的方法这些人可以阐明诉求，通过理论的想象力找到改进措施的关键。

巴拓识:霍耐特谈到了自己的正义理论。 但是，不能忘记，哪怕只是一点点，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贫困问题。 毕竟，要在霍耐特先生所述的基于承认建立的社会组织中建立公平分配，首先需要一定数量的社会财富。 在这里，我必须第三次提到王阳明。 他提出了挖掘良知的实践指导。 每次人与人的接触，我们都必须有意识地练习尊重和认可他人。 从家庭之间的尊重和承认，到社会层面的道德自由，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自由，我们必须始终认识到，在地球之家，所有人和所有生命体构成有机的整体，认同生命的价值和尊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彭蓓翻译)